惡性腫瘤嚴重威脅了現代人類的生命健康，根據相關數據統計，我國近15年新發惡性腫瘤和死亡病例呈上升趨勢,全世界近一半的肝癌發生于中國。

過去的十年中，全球惡性腫瘤發病率最高的為肺癌，并保持了30%的高增速，中國肺癌的死亡率在過去的40年中增加將近4倍，1990至2019我國居民肺癌發病率、患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。

我國的飲食習慣導致胃癌高發，腌制食物是中國居民日常飲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類，研究顯示，咸魚干、咸豬肉和酸菜中存在致突變前體物，此外，油炸類食物以及合餐制的進食習慣也與胃癌關系密切。

惡性腫瘤屬于中醫積病的范疇，發于臟腑的惡性腫瘤統稱為臟積，其中根據發病部位不同，又有肺積、肝積等之分。

由于肺癌、肝癌、胃癌在我國存在高發病率、高死亡率等特點，中醫治療惡性腫瘤越來越受到關注，如何用好治法方藥是業內人士持續關注的焦點。惡性腫瘤屬于中醫積病的范疇，中醫脾旺思想的內涵及在臟積中的應用，為當今從脾旺思想論治臟積提供依據。

一、了解臟積與脾旺

“積”來源于《難經·五十五難》的相關描述，積包括了現代的惡性腫瘤、肝硬化、腸粘連等疾病。

我們這里所討論的積屬于現代醫學惡性腫瘤的范疇，相較于其它類型的積病，具有治療棘手、預后差、極易擴散轉移、中晚期形成惡病質等特征。其中，發(fa)(fa)(fa)于(yu)臟(zang)腑者(zhe)(zhe)統稱為(wei)臟(zang)積——發(fa)(fa)(fa)于(yu)肺(fei)者(zhe)(zhe)名為(wei)肺(fei)積，發(fa)(fa)(fa)于(yu)肝者(zhe)(zhe)名為(wei)肝積，發(fa)(fa)(fa)于(yu)胃(wei)者(zhe)(zhe)名為(wei)胃(wei)積。

“脾旺”一詞出自《金匱要略·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第一》：“四季脾旺不受邪”。張(zhang)仲景的“脾旺”思(si)想在疾病(bing)(bing)(bing)發生(sheng)發展中體(ti)現在六(liu)經病(bing)(bing)(bing)中陽(yang)明病(bing)(bing)(bing)、太(tai)陰病(bing)(bing)(bing)為專論(lun)脾胃病(bing)(bing)(bing)的篇章，在論(lun)治中體(ti)現在治療時時時顧護(hu)脾胃，如太(tai)陽(yang)病(bing)(bing)(bing)發汗(han)解表不忘顧護(hu)脾胃；

多種疾病的論治重在脾胃，如少陽病“血弱氣(qi)盡，腠理開”重在健(jian)脾，痙、濕、暍、血痹、虛勞(lao)、肺痿(wei)、肺癰、咳嗽上氣(qi)、腹(fu)滿(man)、寒疝、宿食(shi)篇(pian)的治法與脾胃(wei)相(xiang)關；

因此，脾旺是通過諸多補脾、調脾、防止傷脾之法，以達到脾氣健旺，氣機流通，五臟安定的目的，后世(shi)所(suo)論健(jian)脾益氣(qi)、行(xing)消開(kai)導(dao)、疏(shu)肝健(jian)脾相(xiang)關方劑，如四君子(zi)湯、補(bu)中益氣(qi)湯、屬于(yu)脾旺思想的(de)延伸與拓(tuo)展。

二、基于脾旺思想的古今臟積證治源流梳理

通過總結歸納歷史關于脾旺思想的學術遺作，深入挖掘脾旺思想及其在臟積中的運用，并進一步探究當代臟積證治規律，對于提高臟積療效，改善患者生存質量和預后，具有重要意義。

1.秦漢時期——初步確立了積聚論治的理論體系及分類原則

漢《內經》對于積聚類疾病就有了一定的認識，認為積聚的病因以寒邪為主，《靈樞·百病始生》：“積之始生，得寒乃生，厥乃成積也。”同時，外感六淫、情志不遂、飲食不節，皆可導致積聚的發生。

由于上述原因導致邪氣在體內稽留不去，造成氣機不暢，水濕停聚，與氣搏結，日久發為積聚，積(ji)聚日(ri)久脾胃損傷，不能化生氣(qi)血(xue)，皮膚肌肉失(shi)于榮養，出現皮膚干枯(ku)，肌肉萎縮的癥狀表現。

同時，《素問·玉機真臟論》：“病名曰疝瘕……當此之時，可按可藥可浴”，提出積聚的治療不當局限于中藥湯劑，而是應當采取多種手段綜合治療，配合導引、按摩、藥浴，以提高療效。

《難經》首次根據發病臟腑對臟積進行了劃分，并詳細論述了其癥狀、病因病機。癥狀方面(mian)，雖有發于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腎之別，但以中(zhong)焦癥狀為多，或是兩(liang)脅部有積塊，或是腫(zhong)塊從腹(fu)部至心下。

此外，《難經》首次明確了臟積的脈象以結脈為主，并提出“脈結甚則積甚，結微則氣微”。

東漢《傷寒雜病論》是中醫辨證論治第一書，確立了中醫辨證論治的治療體系。目前散在記錄于《傷寒雜病論》中的臟積有臟結、瘧母、干血勞和女子癥病等。

病因方面，指出某些特殊飲食亦能導致臟積的發生，鲙即是將魚生切碎，蘸取蔥、芥等調味料食用。鲙屬生冷黏滑之品，若大量食用，或不配以生姜、芥末、紫蘇等辛溫之品，易導致寒邪凝結在胸膈胃脘，聚痰生濕，損傷陽氣，日久則形成臟積。

同時，張仲景還認識到，某些疾病日久遷延不愈，也會導致臟積的發生。病機方面，張仲景認為臟積的病機主要為痰瘀互結，正氣虛損，為本虛標實之病。臟結的病機為臟腑陽氣衰微，陰寒內結。張仲景主要以痰瘀共治、扶助正氣為法。

綜(zong)上，《傷寒雜病(bing)論》記載臟積的主脈為(wei)(wei)細脈，病(bing)機為(wei)(wei)痰瘀(yu)互結，正(zheng)氣虛損，治療以活(huo)血化痰、培補正(zheng)氣為(wei)(wei)法，具體方劑有鱉甲煎丸、大(da)黃(huang)?蟲丸、桂枝茯(fu)苓丸。

2.隋唐時期——強調脾胃虛弱是積聚發生的原因

隋·巢元方在(zai)《諸病(bing)源候論》中根據主證不同，指出積(ji)聚類疾病(bing)的(de)主證有積(ji)塊堅結不去、心(xin)腹疼痛脹滿以及飲食不消，反映出積(ji)聚的(de)主要癥(zheng)狀集(ji)中于(yu)中焦(jiao)。

因此，臟積的發生也與脾胃關系密切，《諸病(bing)源(yuan)候論·虛(xu)勞(lao)癥瘕候》：“虛(xu)勞(lao)之人(ren)，脾胃氣(qi)弱，不(bu)能克消(xiao)水(shui)谷，復為寒冷所乘，故結成(cheng)此病(bing)也。”

唐·孫思邈在《備急千金要方·堅癥積聚第五》中提出：“經絡受病，入于腸胃，五臟積聚”，認為臟積的發生是由經絡受邪，內傳胃腸而導致的，病程演變由表及里，多見腹痛、腹部有腫塊等中焦癥狀。

隋唐時期是方劑發展的重要時期，該時期大型方書問世。

《千金方》中出現了大量治療臟積的方劑，用藥多以辛熱燥烈之品，這是由于孫思邈承襲了《內經》“積之始也，得寒乃生”的思想，以附子、細辛、蜀椒之品溫陽散寒；劑型多以丸劑為主，孫思邈認為臟積以虛為內因，虛則不耐峻烈之品，故以丸劑緩和藥性。

孫(sun)思(si)邈還提出了以(yi)涌吐法治療臟積，《千金(jin)翼方·總療萬病第一》：“凡病在上膈(ge)，久冷、痰癊、積聚、疝瘕、癥結、宿(su)食、堅塊、咳逆(ni)(ni)上氣等痼(gu)病，終(zhong)日吐唾(tuo)、逆(ni)(ni)氣上沖胸脅(xie)及咽喉者(zhe)，此皆胃口積冷所致，當吐盡乃(nai)瘥(chai)。”

3.宋金元時期——明確脾胃為病乃積聚之根

金·劉完素在《黃帝素問宣明論方·積聚總論》中有云：“積聚、留飲、痞膈、中滿濕積、霍亂吐下、癥瘕堅硬、腹滿，皆太陰濕土，乃脾胃中氣，積聚之根也”，認為臟積屬脾胃之病，因此，脾胃中氣是臟積發生的根源。至此，臟積與脾胃的關系得到了明確。

金·張從正在《儒門事親》中提出治療積聚以脾胃為核心，以吐、下之法為主，汗法為輔。認為積聚(ju)屬有(you)形(xing)之(zhi)邪，不可用溫(wen)補(bu)、消磨之(zhi)法祛除，當以(yi)汗、吐、下之(zhi)法祛邪外(wai)出，以(yi)使胃腸通(tong)暢，氣血宣通(tong)。

但運用攻邪之法并非一味使用峻烈之品，而是需要將消磨、調血、行氣諸法與攻法相結合。如肥氣當用吐法(fa)，具體方法(fa)為(wei)在溫暖的(de)(de)房間中(zhong)運用獨圣(sheng)散，以達到吐而兼(jian)汗的(de)(de)目(mu)的(de)(de)，再(zai)以磨積之藥(yao)調養(yang)；治療伏梁以茶調散吐之，并(bing)兼(jian)以發汗治法(fa)，后續(xu)以下(xia)法(fa)、清熱降火之法(fa)善(shan)后；

金·李杲師從易水學派張元素，發展了張元素的臟腑辨證學說，尤為重視脾胃，提出了(le)“內傷(shang)脾胃，百病叢生”等學(xue)術主張，在臟積的辨治中首推脾胃。

更是(shi)直接(jie)提出：“脾病(bing)，當臍有動(dong)氣，按(an)之牢若痛。動(dong)氣，筑(zhu)筑(zhu)然堅(jian)牢，如有積而(er)硬，若似痛也(ye)，甚則亦大痛有是(shi)則脾虛(xu)病(bing)也(ye)”，認(ren)為腹部(bu)積塊疼痛，按(an)之不散(san)，是(shi)脾虛(xu)導致的。

當代著名肝腫瘤醫家于爾辛就是受此啟發，開創了健脾益氣法治療肝癌之先。

元代朱丹溪尤為強調臟積與中焦的密切關系。認為臟積為諸邪膠結日久不去，依附腸胃曲折之處而成。

他指出(chu)，臟積(ji)的治(zhi)療不可用下法，防止(zhi)徒傷正(zheng)氣，當以(yi)消積(ji)之(zhi)藥治(zhi)療，根據所結(jie)病(bing)邪不同，痰食之(zhi)積(ji)以(yi)降火消食化痰為法，瘀血(xue)之(zhi)積(ji)當用活血(xue)，積(ji)塊去后(hou)當及時(shi)補養氣血(xue)。

至于調氣之法，當從溫中理氣入手，首推肉桂。

4.明清時期——立足中焦完善臟積的治則治法

明·張介賓在《景岳全書》中認為脾胃在臟積的發生、治療中具有重要地位。

張氏將臟積分為飲食之積、外感之積以及癥痞之積。其(qi)中飲食之積與(yu)外(wai)感之積與(yu)脾胃(wei)關系密(mi)切，皆(jie)是由于飲食不節(jie)，導致脾胃(wei)失調，又(you)感陰寒邪氣(qi)，導致余滯未消，與(yu)腸外(wai)汁沫搏聚而形成，以(yi)腹部腫(zhong)塊為(wei)(wei)主證，治療上以(yi)補益脾氣(qi)，健運中焦(jiao)為(wei)(wei)基本治法(fa)。

癥痞之積為瘀血積聚于小腹，其病機為脾腎虧虛，正氣抗邪無力，瘀血搏結不去，以腹部脹大，狀若懷胎，月事不下等為主要癥狀。

張景岳認為脾腎虧虛是臟積發生的基本病機，提出攻(gong)、消、散、補的治積四法(fa)：體質強盛(sheng)，其病(bing)偏(pian)實者以(yi)化滯(zhi)丸、化鐵(tie)丹等(deng)(deng)攻(gong)之；可選排氣飲(yin)、四磨飲(yin)等(deng)(deng)；補法(fa)以(yi)調理脾胃為主，可選大健(jian)脾丸、木香人參(can)生姜枳術丸等(deng)(deng)治療。

張景岳尤為強調臟積治療中的攻補緩急，強調新積當攻，濫用補法則養成其勢，久病治當從緩，以培補脾胃固其根本。

清代沈金鰲在《雜病源流犀燭》中提出臟積以虛為本，屬本虛標實之證，雖癥積的發生各有所虛，但其核心病機為“飲食失節，胃氣衰，脾元弱，邪正相搏，積于腹中，牢固不動”，治療以(yi)健運脾(pi)胃為主要(yao)治法，以(yi)達到“令人真氣(qi)實(shi)胃氣(qi)強，則積自(zi)消”的目的。

三、關于古籍的總結

關于臟積的論述最早見于《內經》，《難經》確立了癥積與瘕聚的分類原則，《傷寒雜病論》中開始出現治療臟積的方劑。

隋唐時期，脾胃與臟積的關系始現雛形，巢元方認為脾胃虛弱是臟積發生的病因，孫思邈認為臟積的病機演變為經絡受邪，內傳腸胃。

宋金元時期，劉完素明確提出“脾胃為病乃積聚之根”，該時期各個流派醫家提出涌吐、溫中、補脾等多種治法從中焦論治臟積。

明清時期，基于脾旺思想論治臟積得到進一步細化，出現各類治方，并根據病程不同采用相應的治法以治積。

脾旺思想在臟積的論治中有重要意義，具體體現在臟積的發病與脾胃密切相關，脾虛是臟積的基本病機；旺脾是臟積的重要治法，旺脾能化生氣血，旺脾可安五臟；臟積治療全程當注重時時顧護脾胃。

脾旺思想在臟積的論治中被沿用至今，并有輔助西醫治療，防止治療傷脾；藥食同源，顧護中氣；行消開導，疏利中焦的拓展延伸。

現代(dai)論治常見(jian)臟積常用白術、黨參、茯苓(ling)、炙甘(gan)草(cao)的(de)四(si)君子加減(jian)組合(he)，以及(ji)焦神曲、焦麥(mai)芽(ya)、焦山(shan)楂、雞內金等消導之品的(de)加減(jian)組合(he)的(de)結論。